跟真的差不多

一、音量三十八

父亲的电视音量开到三十八。这个数字是母亲记下来的，她说前天晚上楼上敲了两回暖气管，她伸手把音量按到二十二，第二天早上父亲又按回三十八，像那是个该待着的位置。

我跟他说电视声音太大，他说是电视本身声音小，换哪个台都一样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脸朝着屏幕，没有转过来。屏幕上在播天气预报，播音员说未来三天有一股冷空气自北向南。

十一月五号上午九点，我陪他去建设路。店在两家铺子中间挤出来的一间半门面，玻璃门上贴一张白纸，印着免费测听四个蓝字，纸的下角卷起来，用透明胶粘过两回，胶已经黄了。

招牌是声达助听器，字做成一只耳朵的形状，耳朵的弯钩里嵌了一个小喇叭。招牌下面还挂着一块塑料板，写着西门子、峰力、瑞声达几个名字，板子被风吹得斜了，一头翘着。

二、像鸡蛋盒的小房间

店里比外面暖。门边一台饮水机，桶里的水剩三分之一，纸杯叠成一摞，最上面那个杯口有点瘪。靠墙一面柜子，玻璃门里摆着几排盒子，盒子上印着耳朵和牙齿笑的老人。

墙上挂一张耳道放大的图，红蓝的血管画得很细。旁边木架上一排塑料耳朵，从外耳一直切到鼓膜，一片一片立着，颜色是那种偏黄的肉色。最里面用玻璃隔出一个小房间，门上贴满灰色的吸音棉，一格一格的，像装鸡蛋的纸盒。

验配师姓蒋，四十来岁，白大褂里面穿灰毛衣，袖口露出一截。他先不问预算，也不倒水，只搬两把椅子让我们坐，说先测一下。

“测了才知道配什么样的。”他把一支笔夹在耳朵上，“有的人是高频掉，有的人是整个都低，用的东西不一样。”

测听的小房间只能坐一个人。父亲进去，蒋把门带上，门缝里透出一条光。耳机是红的和蓝的，红右蓝左。蒋在外间的电脑上按，父亲在里面把右手食指搭在一个方按钮上，就那么搭着，不动。

第一次响是一千赫兹，四十分贝。隔着玻璃我看他的手，指节有点发白，是往下压着，不是准备按。蒋又按了一次，他才按下去，按得很快，像怕按晚了不算数。

声音一点一点往上推。到四千赫兹，蒋把音量推到七十，父亲的手才动。蒋在纸上画一个蓝叉，又在旁边画一个红圈，两个记号差着一大截，中间空出三格。

“典型的老年性。”他把纸转过来给我看，“不是听不见声音，是听不清字。声音进去了，字在里面糊住了。女声和孩子的声音最难，因为高。”

我想起母亲说话。她嗓子细，说话快，一句话连着往下赶。父亲这些年常说的一句是“你妈说话含在嘴里”。母亲听见就生气，说他一辈子不肯承认自己耳朵背，两个人为这个吵过不止一回。

蒋又问了几句。是不是总觉得别人在背后小声说话，是不是看电视要开到很大，是不是在饭桌上只听得出有人在说、听不出说什么，是不是打电话比面对面费劲。父亲一条一条点头，点到后面，忽然说，那不是耳朵的事，是现在的人说话都不清楚。

蒋笑了一下，没跟他争。他把听力图推过来，横的是频率，竖的是分贝，正常的那条线在二十以内，父亲两只耳朵从两千赫兹开始往下坡走，右耳到七十，左耳到六十五。纸上那两道线像两块滑下来的坡地，右边更陡。

三、粉红色的膏

配机之前要取耳印。蒋拿耳镜看他的耳朵，看过右耳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细长的小勺，说外头有一块耵聍，硬了，把口挡窄了。父亲问要不要去医院，蒋说这个不用，就在这儿，一分钟。

他一手扶着父亲的下巴，一手慢慢进去。出来的时候勺尖上有一小块深褐色的东西，他把它放在一张白纸上，像一颗小石子，边缘有点发亮。

父亲侧着头看那张纸，说这么一点也能堵。蒋说堵的不是这一点，是它把道口挡窄了，声音进去得绕着走，高音先丢。

印模膏是两支挤在一起调的，一支白一支粉，用木棒搅三十秒，颜色调成一种均匀的浅粉，像小时候那种水果糖。蒋把它装进一支粗管子，前端接一根细管，细管头上有个棉球挡着，然后慢慢打进耳道。

父亲的手指在膝盖上抓了一下裤子。“凉。”他说。

“忍五分钟。”蒋说，“别说话，别咽口水。咽一口，耳道就变形，做出来的壳戴着漏音。”

那五分钟他坐得很直，眼睛看着墙上的塑料耳朵，看到第三分钟，喉结动了一下，还是咽了。蒋说不碍事，一会儿再补一点。父亲说忍不住，人老了口水多。

印模取出来是粉红的一坨，上面有耳道拐弯的印子，像一个软掉的漏斗。蒋把它放进一个纸盒，说这个要寄到厂里做壳，七天。他填了一张单子，写型号、颜色、保修卡号，末了一行小字：电池 312 号，一粒用五六天，不用时把仓门开着。

等做壳的这段时间，店里进来一对母女。女儿三十来岁，手里捏着一张宣传单，母亲穿紫红棉袄，一进门就说不用不用，我听得见。女儿说妈你先坐下，母亲不坐，站在饮水机旁边，一只手扶着桶。

蒋报了个价。母亲听见数字，把女儿往门外拉，说四千多块买个喇叭，我又不是聋了。女儿说这个能讲价。母亲已经走到门口，回过头说，你爸那台血压计两百块，我到现在还没学会用。

她们走了以后，父亲说了一句，那个老太太比我轻。蒋说不见得，不肯测的都比测出来的重。

四、只配一只

轮到父亲试戴样机。耳背机挂在他右耳后面，一根透明的细管绕下来，头上一个软塞塞进耳道。蒋在他背后拍了两下手，父亲的眼睛往上一抬，说太吵了。

“哪儿吵？”

“空调。”他抬手指了指头顶的出风口，“一直在响。”

那台空调确实一直在响，我们进来一个多小时，谁都没当回事。蒋说这是好事，说明高频回来了。他又在电脑上点了几下，父亲皱起眉头，说像有人在耳朵里说话。

调了三回。第一回把整体降两格，第二回把高频压了一点，第三回换塞子，从圆形的换成蘑菇形的，说耳道细的人用这个不漏音。父亲最后说，这样行，跟真的差不多。

“跟真的差不多”，是他能给的最好评价。

蒋说双耳一起配才好，两只耳朵能分出声音从哪边来，在饭桌上能听清对面的人说话。父亲问多少钱一对。蒋说了。父亲说，配一只。

我劝了一句。他说，一只够了，我另一只还听得见。这句话他说得跟“我还能自己走”是一种口气，我就没再劝。

最后配右耳。他右耳掉得最厉害，配在那边反而听得出来。交钱的时候他从内兜里掏出一个对折的旧信封，里面是整钱，数了两遍，推过去；找回来的零钱他一张一张理平，按大小夹回信封，按了两下。

蒋把助听器装进一个小盒，盒里有一根小刷子、一个干燥盒、两板电池、一本说明书。说明书的字很小，他翻了两页就不看了，问我电池怎么装。蒋教他，仓门推开，电池平的那面朝下，推进去，关上。他试了三回，第三回关上的时候，听见“咔”的一声。

他抬起头，说这个声音以前没有。

五、十九

出门的时候十一点四十。街上在修路，一台切割机在响，一辆电动车从身后过来，他往旁边让了一步。这是他这些年的习惯，听见了也让，听不见更让。

回到家，母亲正在厨房切白菜，刀落在案板上，声音很实。父亲站在厨房门口没进去，说，你这个刀该磨了。

母亲的手停了一下，回过头看他耳朵后面那根细管，看了有两秒，什么也没说，把白菜往盆里一推。

晚上七点新闻，他把音量按到十九。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，说小了。他说，听得见。

那天夜里我起来喝水，客厅黑着，电视关着，他坐在沙发上，助听器摘下来放在茶几上，电池仓的盖子开着，朝上晾着。保修卡摊在桌角，压在他的老花镜下面，卡上的小字他大概没看全。

我回房的时候，听见他把仓门推开，又关上，“咔”的一声，很轻。他在黑里坐了一会儿，又按了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