袖口上别着四十号

一、菜市场后头

十一月五号下午两点四十，我在城南派出所换完身份证，出来还剩半天。新证要二十天才能取，旧证剪了一个角还给我，捏在手里像一张过期的车票。路边在修，围挡上刷了绿漆，漆没干透，风一吹有股生味。

我没直接回旅馆，顺着菜市场那条巷子往里走。巷子窄，两边摆着白菜和萝卜，白菜外层的老帮子剥下来堆在筐边，被人踩得发亮。走到中段，一间半门脸，玻璃门上贴着红字：干洗、水洗、织补、熨烫。四个词掉了两个角，熨字的火字旁只剩一撇。

门楣上的招牌是永新洗衣店，白底蓝字，蓝褪成了灰蓝。这块招牌我认得。四年前我在这条巷子里住过三个冬天，那时候招牌下面还挂一块小黑板，写着“羽绒服三十，呢大衣十八”。黑板现在没有了，换成一张贴纸：收衣时间 早八点至晚七点。

推门进去，一股味道先撞上来。不是香水那种味道，是甜的，甜里带冲，闻久了舌根发涩。屋里比外面暖，一台深绿色的滚筒干洗机蹲在墙角，机门上的圆玻璃有一层雾。旁边是去渍台，台面上一只白瓷盆、两把猪鬃刷、一瓶药水，瓶身上的标签被手汗磨得只剩半张。天花板上垂下一根蒸汽管，尽头挂着熨斗，熨斗立在铁架子上，隔一会儿“噗”地吐一口气，地上一小块湿印子慢慢洇大。

陈姐在去渍台前刷一件羽绒服的袖口。她五十六，蓝布围裙，袖子卷到小臂，左手戴一只剪了手指的线手套，说刷领口费手，不戴一天下来指头肚疼。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认出来，问取衣服还是送衣服。

我说取。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存的。

她手上的刷子停了一下，说这么久了。

二、一九年那批号

她从柜台下面抽出一本硬皮本。红塑料皮，封面印着营业登记四个金字，边角磨白了，露出里面的纸壳。翻开是横格纸，一行一行用圆珠笔记：日期、姓名、件数、金额、电话。纸页翻到中间有点粘，得用指头捻一下才分得开。

“我这儿有个规矩。”她一边翻一边说，“三年不来取的，从外头挪到里屋。每年入冬前拿出来晒一天，樟脑丸一年换两回。本子上不划掉。”

我问为什么不划掉。

“划掉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人。”

外头靠墙立着一根镀锌钢管，衣架一排挂着，每件外面套透明塑料袋，袋子上用记号笔写姓和年份：王 22、刘 21、周 20。袋子蒙着雾，看不清里面的颜色，只能看出肩的形状，有的宽有的窄，像一排没人坐的椅子。

她翻到一页，指头按着念：二〇一六年，姓周，一件婚纱，洗了两遍，人来过一次，摸了摸说先放着。二〇一八年，理发店老李家的红旗袍，缎面的，盘扣掉了一颗，她给缝上了。二〇二〇年，一件黑皮衣，男的，留的电话打过去是空号，打了三年，第一年是关机，第二年是停机，第三年就说这个号码不存在了。

“今年这批又要挪。”她合上本子，“挪的时候得两个人抬，樟脑味呛眼睛。”

她领我进里屋。里屋没窗，堆着纸箱、一张折叠床、一台拆下来的旧空调外机。灯是拉绳的，拉一下亮，再拉一下灭，接触不太好。樟脑味在这里浓得能尝出来。她按年份扒纸箱，二〇一九年的那箱压在第二摞最底下，箱角被压塌了，用黄胶带缠过两圈。

她把上面的箱子搬开，膝盖抵着箱壁往外拖，拖到一半停住喘了口气，说这箱沉，里头有大衣。

三、四十号

箱子打开，塑料袋一层压一层。她按着袋子上的字找，翻到第三层，抽出一件深灰呢大衣，双排扣，最下面那颗扣子没了，露出一个线头。塑料袋已经发脆，一撕就裂，裂口像干叶子。

大衣的左袖口上别着一枚别针，别针下面是一块蓝布号牌，白漆印着 40。漆掉了一点，4 的那一竖断了半截。

“那年的号牌是蓝的。”她说，“我一年换一个颜色，怕分不清。一号排到两百号，发完了再去印。”

取衣单是三联的。第一联给客人，第二联钉在衣服上，第三联留底。第二联还在，别在衣架钩上，纸边卷了。圆珠笔的字：11.26，呢大衣一件，干洗，18 元。字写得方，横平竖直，像小学生作业本上的字。

“那天是你自己送来的。”她把单子凑到灯下看，“你说袖口有块油，蹭的。”

“叉车方向盘上的黄油。”

“嗯，黄油。”她点头，“黄油最难洗，洗不掉，只能淡一点。我跟你说只能淡一点，你说那就淡一点。”

我摸了摸那个袖口。油斑还在，颜色比周围深一格，形状像一枚旧硬币。四年了，它没淡多少，也没再深。

四、兜里的东西

我把大衣摊在折叠床上。呢子的分量比记忆里沉，肩线硬，袖口磨出一圈细毛。左边口袋鼓着，手伸进去，先摸到布，再摸到塑料。

一副蓝线手套。掌心和指头肚上点了胶，两个指头的胶磨光了，露出里面的线。手套是左手一只右手一只，用一根白棉线穿着，线打过两个结。

一张出入证。塑料卡，竖版，磁条边磨得发白。照片上的人二十六七，头发剪得很短，眼睛没看镜头，看的是旁边。卡上印着：城南物流园 B 区，叉车，编号 17。

半包红梅。烟盒压扁了，开口的地方撕得毛糙。里面剩四根，有一根从中间断了，烟丝漏在口袋里，把内衬染出一小片黄。

陈姐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那张卡，说：“那年你们那儿散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月底撤的夜班。”

“怪不得。”她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“那年冬天一下来了七八件，都是你们那边的号。来取的就两件。剩下的我打电话，有的接了说改天，有的不接。”

我说我第二天就走了。票是二十六号晚上的，硬座，十八个钟头。

她问南边怎么样。

我说还行。冬天不冷，就是潮，被子晾不干。
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没再问。里屋的灯又闪了一下，她伸手把绳拉了一记，灯稳住了。她把纸箱按原样搬回去，箱子底塌的那一面朝里，说这样立得住。

五、十八元

外间的收银台是张旧课桌，桌面上刻着字，被一层玻璃压着。她翻了翻本子，找那一行，用指头点着：十八。

我掏出二十。她说十八就是十八。

我说放了四年，保管的钱得算。

她摆手，说本来就没这个规矩。“收了保管费，就等于承认我该替你看着。我也就是每年晒一晒，晒的时候抖两下，别的什么也没做。”

她把二十推回来，从抽屉里数出两块硬币。硬币是凉的，边上有一圈洗不掉的绿锈似的东西，我攥在手里，一会儿就热了。

她拿了个新塑料袋要套上，我说不用，抱着就行。她笑了一下，说这衣服硬，抱一路胳膊酸。我说不远。

出门的时候她替我把门帘掀着。帘子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塑料条，边上裂了两根。我侧身出去，回头看见她走回那根镀锌钢管前，把腾出来的一个钩子用指头拨了一下。钩子空着，晃了两下，停住。她没往上挂别的东西，转身回去继续刷那件羽绒服的袖口，刷子过处，白沫一层一层起来。

巷子里的风从北头来。法桐叶子落了一半，扫成一堆堆在墙根，堆得不太齐，有人从中间踩过去，留下两个脚印。白菜摊上有人在挑，把外层的帮子一片一片往下剥，剥下来的扔在脚边。

我抱着大衣往巷口走，走到一半换了个手。袖口那块蓝布号牌硌着手腕，别针的尖顶着皮肤，一下一下的。40 两个数字朝外，白漆在太阳底下反一点光。

出门前她问过一句，要不要把号牌拆了。

我说留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