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不称

八点四十，楼下有人喊收废品。不用喇叭，是嗓子，把「收」字拖得很长，后头三个字掉下去，像一根绳子甩出去又收回来。我在六楼听见，把攒了两个月的纸壳抱起来往下走。

纸壳捆过两次。第一次走到四楼就散了，第二次用透明胶缠了四圈，还在底下垫了一根尼龙绳。到三楼拐角，胶带还是绷开，一张空调箱的硬纸板滑出来，顺着台阶一层一层往下跳，最后平躺在二楼的水泥地上，声音很闷，像谁在楼下拍了一下手。

攒纸壳这个习惯不是我的，是母亲留下的。她一辈子不肯扔纸箱，牛奶箱拆开压平，快递箱撕掉胶带，攒够一摞就用尼龙绳捆上，靠在阳台的墙角，靠到那面墙起了黑印。她说扔了可惜，攒着总能卖几个钱。她在这套房子里攒了十九年，卖了大概不到两百块。她走以后我接着攒，攒得比她慢，两个月才一摞，也说不清是舍不得纸箱，还是舍不得她捆绳子的那个手势。

楼下站着一个老头，蓝工装，膝盖上两块磨得发白，脚上是一双解放鞋，鞋帮的布裂过又缝上。他的三轮车停在槐树底下，车斗四周用铁丝绑了木条，木条上缠着麻绳，绳头打了七个结。车斗里立着一个军绿水壶、一把裁纸的剪子、一个带钩子的铁棍，靠里的角上塞着一件叠好的雨衣，蓝白条纹，边角已经脆了。

他接过我那摞纸壳，先蹲下去，一张一张拆。胶带要撕掉，他说厂里扣称，胶带不算分量，还压秤。他把纸壳踩平，鞋底在上面来回碾，碾出细碎的响声。牛奶箱、快递箱、一箱橘子底下的隔板，全碾成半寸厚的一沓。他用手掌把边角对齐，抽麻绳，绕三圈，膝盖顶住，一使劲，绳子勒进纸里，纸就矮下去一截。

称是老式的杆秤，秤杆紫黑，星点是嵌进去的铜丝，磨掉了几颗，剩下的小坑。秤砣上有个豁口，他说有一年掉在水泥地上磕的，少了一点分量，所以每回称完，他都往我这边让一让。他把秤钩挂在绳套上，左手提秤纽，右手慢慢挪砣，眼睛凑近，眯起来看星。秤杆翘起来，又落下去，来回两次。

十七斤六两。

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折了三折的塑料袋，袋口用橡皮筋箍着，里面全是一块、五毛的零钱，还有几张皱成小方块的纸币。他先拈出一张五块，两张一块，剩下九毛是一枚五毛加四个一毛，硬币在手心里响。他把钱递过来的时候，指甲缝是黑的，指关节比常人大一圈，手背上有一道旧疤，从虎口斜着爬到腕子。

我说箱子底下还有个铁盒，铁的，你要不要。

他伸手接过去，用拇指把盖沿上的锈抠了一下才打开。那是个饼干的方铁盒，红底上印着褪色的牡丹。里面是我父亲留下的东西：一叠信，几张车票，一枚中山装的扣子，一小卷白线，还有一块用报纸包着的肥皂，硬得像石头，闻起来还有一点碱味。

他看了两秒，把盖子合上。

「这个不称。」

我说这个也有分量，铁的不轻。

他说铁的不值钱，一斤一毛一。你把盒子拿回去，信留着自己看。他把盒子放回我手上，铁皮还带着他手心的温度，边上那圈锈蹭在指腹上，是红的。

我才知道他不收的东西不少。玻璃瓶不收，不值钱还沉，磕碎一只赔不起，车上垫着的麻袋就是防这个的。泡沫不收，一车装不了几斤，风一吹满街跑。旧衣服不收，去年还有人给两毛一公斤，今年连问的都没有，拉回去也是堆着。他说着，用剪子把一个纸箱上的胶带剪断，剪子钝了，剪两下才断，断口是毛的。

他姓陈，县里人，来这座城市十一年。早先在建材市场扛水泥，一袋一百斤，一层一层往上背，背了六年。有一回下楼梯踩空，腰闪了，在床上躺了四十天，起来就干不了重活。收废品是那时候接上的，一辆三轮，一杆秤，一把剪子，干了五年。

一天跑三个小区。早上七点出门，下午四点收车，中午在路边吃两个馒头，就一袋咸菜，水壶里的水是出门前灌的，到中午就温了。夏天他戴线手套，五个指头剪掉，只留掌心那一片，说全戴上看不准绳头，全不戴又磨手，一天下来指腹上全是纸边划的白口子，洗手一沾水就疼。纸壳夏天最贱，去年七月跌到三毛，那个月他一天挣不到五十块，车斗还是天天装满，因为不装满更不划算。今年秋天涨回四毛五，他说这话的时候不像高兴，像在报一个天气。

孙子上初二，住校，一个月回来一趟。回来他给二十块零花，不多给，说给多了孩子乱买。孩子的学费他一学期拿一千五，剩下的儿子出。他说这话时把麻绳在手上绕了两圈，绕得很松，绳子自己滑下去，他又绕了一遍。

有一年秋天雨来得急，我从单位回来，看见他把那块蓝白条纹的塑料布从车斗里扯出来，先盖纸壳，四个角压上砖头，自己蹲在墙根底下，抽了半支烟。烟是两块五一包的那种。抽两口就掐了，把烟头收进一个铁皮罐，说省着，也怕人说他乱扔。雨停了他把布掀开，纸壳只有最上面一层潮了，他拿手背抹了抹，说没事，晒一晒还能算数。

还有一回，他把车停在楼下，跟我上楼搬旧书。六楼，没电梯，他一趟抱两捆，捆得方方正正，胳膊箍在书脊上。到四楼半的平台歇了一下，把书放在窗台上，喘了几口气，说这楼他熟，哪家什么时候有东西，他心里都有数。三楼东户每年换一次冰箱的纸箱，五楼西户的孩子上大学走了以后,旧课本装了六个编织袋。四楼那家老太太舍不得扔东西，一年只清一次，清的时候站在门口看着，一样一样地说这是哪年买的。

搬完他下楼，我把那六捆书放在车斗里，他拿秤一捆一捆称，称完算出来的钱比纸壳多，一共四十三块。他数得很慢，数完抬头说，书比纸壳值钱，可惜现在没人看书了。这句话他说得很平，像在说纸壳涨价了。

后来楼里贴了通知，收废品的要登记，保安不让上电梯。他就在门口等，等到有人把东西拎下来。有时候等一个钟头，车斗空的，他也不催，坐在车帮上，把秤砣拿在手里颠。

今天他把麻绳在车把上绕两圈，一只脚蹬地，链条响了一下，车就走了。车斗里的纸壳垒得比我人还高，绳子在上面勒出四道沟。

走出十几米，他回头喊了一声。不是喊我，是喊前面那栋楼。三个字在楼与楼之间撞回来，短了一点，也薄了一点。

我捏着那个铁盒上楼。盒盖上的牡丹掉了一半颜色，剩下的半朵是暗红的。回到屋里我把它打开，最上面那张车票是一九九八年的，票价四块二，起点是我们县，终点是这座城，票面上的日期被手指摩过很多次，字迹淡了。

纸边脆了，我一折，掉下一点渣，落在手心里，是黄的。我把它摊平，放回原处，盖好盖子，压在那本旧《辞海》的下面。铁盒比我想的重，压在书上，书脊往下沉了一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