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天两千三百下

上午九点整，第一锤落下来。我在改一份稿子，桌上那杯水的面上起了一圈同心圆，最外面那圈碰到杯壁，又弹回来。

这楼是一九九八年盖的，六层，砖混，楼板十二公分。楼上掉一根针，我在下面能听见它落地。所以砸墙这件事，从第一下起就不算听见，是被撞到。

六楼东户在拆隔断。工人先铲墙皮，露出里面的红砖，再抡大锤。砸到第三下，我客厅天花板靠窗那一角掉下一小片白灰，落在茶几玻璃上，像撒了一撮盐。我伸手抹了，指腹上留一道白。抬头看，那道缝比去年长了一点，从窗框上方斜着爬进去，停在一盏灯的位置。

九点四十，电钻上来。那个声音不是响，是往骨头里钻，从牙根走到后脑，再从后脑走回来。我下楼买了瓶水，回来时在二楼碰上两个工人抬一捆钢筋，侧着身子往上走，钢筋头把楼梯扶手刮出一道白印子。他们说了句让一下，口音是南边的。

十点半我实在坐不住，抱着电脑下楼，去街角那家店坐了四十分钟。店里放歌，两首循环，比砸墙还整齐。我又回来了。上楼的时候才发现，站在三楼和四楼之间那个转角，声音反而小一点，因为头顶正对着一道承重墙。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像躲雨。

楼道口的墙上贴着一张A4纸，打印的字是「装修施工 敬请谅解」，落款日期是手写的，十月十二日，笔画很用力。纸上被人用铅笔加了一行小字：中午请停一小时。字很小，写得很客气，后面还加了两个句号。

到中午十二点，声音果然停了。整栋楼安静得反常，像有人忽然把耳朵里的棉花取了出来。我这才听见五楼东户的电视，正唱戏，一个女人的嗓子，拖着长腔，一句能走七八个弯。

那是周姨家。七十六岁，一个人住，每天上午十点开电视，看戏曲频道，音量常年三十八。她耳朵不太好，但一直不肯戴助听器，说戴上了，听见的都是自己的脚步声。

第四天

第四天早上，我在楼梯口看见她。她坐在一张小马扎上，膝盖上放着蓝布袋子，袋口露出几根葱叶。楼梯间有穿堂风，把她额前的白发吹得一动一动。

我说周姨，怎么坐这儿。

她说屋里待不住，坐这儿清静点。

我说楼上正砸着呢，这儿更吵。

她摆摆手，说不一样。屋里那个响是压下来的，就在头顶上，闷在墙里头出不去。坐在这儿，响是从上面滚下来的，你知道它在哪儿，心里就有数了。

她说完，从袋子里摸出一把瓜子和几颗话梅，让我拿。我拿了一颗话梅，很咸。

她忽然说，我数了，昨天一天，两千三百下。

我说数这个干什么。

她说没干什么，坐着也是坐着。上午一千一，下午一千二，中间停了四十分钟吃饭。她数着数着打了个盹，醒了接着数，中间漏了几十下，所以是「大概」两千三百下。

她说她在纺织厂待过二十六年，十九岁进厂，在细纱车间。车间里三百多台机器一起转，说话得凑到耳朵边上喊，喊完一天，嗓子是哑的，回家不想开口。那时候她耳朵好得很，隔着一排机器能听见谁在说她闲话。后来厂子改制，她四十五岁出来，在菜市场口摆过几年早点摊，卖豆浆油条，四点起床磨豆子。

她说，这点响不算什么。人家也要住。

她把马扎折起来，夹在腋下，说我下去买豆腐，晚了那家就收了。她一级一级往下走，右手一直扶着栏杆，走到转角停了一下，把葱叶往袋子里按了按。

那天下午我一直在阳台。六楼窗口往下吊水泥袋，用一根麻绳，一袋一袋放到绿化带边上，堆成一个歪的垛。风一来，最上面那袋的口子张开，细灰扬起来，落到楼下的黄杨上，叶子全白了。我窗台早上擦过，到傍晚能写字。

中午十二点那会儿，三个工人在楼梯上吃饭。盒饭是楼下小馆送上来的，两荤一素，米饭压得很实。其中一个年纪小的，吃了一半就放下，靠着墙打盹，安全帽扣在脸上挡光。另外两个在说地砖的事，说东家挑的那款一米二乘六十的，切起来费锯片，一片三十五，一天得用三片。他们说话声音不大，混着楼道里的回音，我坐在家里阳台上，一句一句听得清。

第五天

第五天中午我下楼，看见二楼转角放着一只暖水瓶，瓶身上印着一对红双喜，旁边摞着四个一次性纸杯，杯口倒扣着，怕落灰。周姨正从五楼下来，手里端着一个小铝盆，里头是洗好的杯子。

她说上面几个后生从早上到现在没喝口水，天又不热，人就忘了喝。她烧了一壶，晾到温的，灌在瓶里。

我说您自己都得扶着栏杆下楼，还拎一壶开水上去。

她说拎得动，一层一层来，走到三楼歇一下。

那几个工人下来拿杯子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，搓着手，说阿姨不用不用。她说喝吧，喝完把杯子搁这儿，我晚上收。年纪小的那个连说了三声谢谢，喝完把杯子捏扁了，握在手里，说这个我带走扔。

那天下午她门口多了一双布鞋，鞋尖朝外摆着，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，后跟那里塌下去一块，正好是她站着的形状。

第七天

第七天下午，砸墙的声音没了。改成铺地砖，切割机偶尔响一下，很短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吹了声口哨。剩下的是拖东西的声音，闷闷的，从东头拖到西头，来回好几趟。

傍晚六点，我从外面回来，走到五楼，听见《锁麟囊》。声音从门缝里出来，一句一句，清清楚楚。她家门开着一条缝，里面亮着灯，灯是暖黄的，把门框的漆照出一层油光。

我站住听了几秒。她在里面问，谁呀。

我说我，楼下的。

她把门开大一点，头发梳过了，穿一件藏青的薄外套，说今天没响了吧。

我说没了，砖铺完了。

她说那就好。我这电视又能听见了。

她转身走回屋里，走到电视机前，伸手把音量从三十八调到二十六。屏幕上那个穿青衣的人还在唱，水袖甩了一下。她说，不用开那么大了。

她又说，这几天她其实一直开着电视，只是听不见，看着字幕猜。猜得还挺准，就是慢半拍，人家笑完了她才笑。

第八天上午，工人撤了。楼道墙角剩下一小堆沙子，黄的，堆在二楼转角，扫帚靠在旁边，谁也没收。中午我下楼扔垃圾，看见周姨已经在那儿了。她从六楼往下扫，扫到五楼，扫到四楼，把散在台阶上的沙归成一小堆，用簸箕撮起来，倒进垃圾桶。簸箕在墙上磕了两下，把最后一层浮沙磕下来。

我说周姨，我来吧。

她说不用，就这一点，扫完就完了。

她把簸箕挂回门后那根钉子上。钉子有点歪，簸箕挂上去晃了两下才停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