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墙七天

十一月九号上午九点四十，我站在区老年大学的楼下等二舅。楼是八十年代的办公楼改的，外墙刷过两回，底下那层是浅黄，上头那层是灰白，交界的地方有一道水渍，像谁拿笔从上往下拖了一下。门口没有电梯，楼道墙上挂着两块牌子，一块写书法班，一块写声乐班，下面用圆珠笔添了一行小字：三楼往右，别走到食堂去。

二舅不让我上楼，说他自己下来。我等到九点五十，没见人，就顺着楼梯上去了。楼梯是水磨石的，当中被踩出一道浅槽，扶手上缠着一段黑胶布，不知道是谁缠的，缠得很紧，边上翘起来一小块，走一步刮一下手。

教室在六楼

教室在六楼最东头，门开着半扇。我从后门进去，在最后一排坐下。三十来张双人课桌拼成三排，桌面上全是墨，一层压一层，还有用小刀刻的字，刻得最深的是一个早字，横画里嵌着干了的墨渣。墙上钉着一排铁钩，钩上挂着毛毡，毛毡边上卷了，露出底下发黄的衬纸。窗台上摆着十几个矿泉水瓶，上半截剪掉，里头泡着笔，水是灰的，有一瓶底下沉着厚厚一层黑。

教室里很静，但不是一点声音没有。笔在纸上走，沙沙的，像拿细砂纸磨木头。谁一翻身，椅子腿就在地上刮一下。窗外的法桐还剩几片叶子，风一过，有一片贴着玻璃滑下去，滑得很慢。

二舅坐在第三排靠窗。他穿一件深蓝工作服改的罩衣，袖口磨白了，前襟别着一枚别针，把袖子别住，免得沾墨。老花镜用一根红绳挂在脖子上，右边镜腿缠过胶布，缠了三圈，胶布已经发黑，边上起了毛。

讲台上站着老师，姓程，三十五岁上下，是区文化馆的。他手里一支朱笔，走到谁跟前就在纸上圈，圈完说一句：这个捺再压一压。有人问压多少，他说压到纸有点吃不住。问的人就笑，说这话等于没说。

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结课的安排：二十幅，横四尺三开，内容自选，下周四交到文化馆一楼值班室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不交的也算结课，但展签上没有名字。粉笔字写到最后一个字断了一截，断处被人用手指抹过，抹出一道白印。

写坏的第三张

二舅那张桌上摊着三张纸，写的都是两个字：守拙。三张并排摆着，像三份一样的口供。

我凑过去看。第一张的守字，宝盖头太大，底下的寸被压得只剩一半。第二张的拙，提手旁那一竖断了气，中间虚了一段，像绳子松了扣。第三张最齐整，可二舅用指甲在拙字最后一钩上刮了一下，说这个写巧了。

巧了不好，我问。

他想了想，说，巧了就不是拙了。

他是轴承厂的仓库保管员，干了三十二年，去年才把工龄本子上最后一个章盖完。他管过一万多种螺丝，哪一种放在第几排第几格，闭着眼能摸出来。退休以后在家待了半年，天天擦窗户，擦到第三个月，我舅妈说你别擦了，玻璃都要擦薄了。后来他报了书法班，一周两次，周二和周四上午，一次两个小时。

前排坐着一个老太太，八十一岁，写小楷。她的手抖，一个之字要写五遍，第五遍还是歪的。她不急，歪了就换一张纸。她桌上摆着一个小瓷碟，碟子里是兑了水的墨，旁边一块叠成四折的毛巾，写完一个字就把笔在毛巾上按两下。她问二舅，你那两个字什么意思。二舅说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守着，别乱动。老太太说，那倒是好，我也守了一辈子。

靠门那边坐着一个刚退休的女人，五十九岁，原先在纺织厂做统计。她说在家待不住，早上六点就醒，醒了不知道干什么，把阳台的花浇了三遍。她写得最认真，每写完一张就拍下来，放大了看。她说放大以后才发现，横都不平。程老师说，你不用看那么细。她说我干了一辈子统计，数字差一位都不行。

十点整的时候，走廊尽头的旧水房里挤着三个人。白瓷池子被墨染出一圈灰蓝，洗不掉，刷子刷过也是灰的。水龙头拧不紧，隔一会儿滴一滴，滴在水面上响一声。有人端着一摞笔进去，出来的时候笔毛朝上插在瓶子里。暖气片就在窗下，上面摊着几张橘子皮，是剥开摊平的，不是随手扔的，烤得边上卷起来，屋里就有橘子味混着墨味。

十点二十，程老师走到二舅旁边，看了看那三张纸，说这张行。二舅说不行。程老师说先交上去，挂不挂另说。二舅说，下回。程老师也不劝，拿起朱笔在第三张的守字上圈了一下，圈完说，这一横可以，别的慢慢来。

下课是十点半。别人收拾东西，二舅没动，把第三张纸从桌上拿起来，对着窗看了半天。纸有点洇，守字最后一笔边上散出一小片淡灰，像水渗进布。他吹了吹，其实早干了。

然后他从桌肚里拿出一个纸卷，报纸包的，外头用两根白棉线捆着，打了个死结。报纸是十月二十几号的，头版上有半张照片，正好折在里头。他说，别折，折了有印。

我以为他要交到文化馆。他说不是，送城南裱画店。

给谁裱，我问。

他说，给老同事。

我说我送。他说他认得路。我说六楼没电梯，你下去再上来一趟不值当。他把纸卷夹在腋下，说，那我就不上来了。

下楼走了十二分钟。他走在前面，扶着栏杆，一阶一阶地走，到四楼停了一下，把纸卷换到另一只手。楼道拐角贴着一张通知，写本月二十五号停水一天，请各户提前储水，纸的四角用透明胶粘着，底下一角翘起来，卷成一个小筒。他经过的时候伸手按了一下，没按平，就走了。

上墙七天

裱画店在建设路南段，门面只有一间半。招牌是块木板，上面四个字，老陈裱画，漆掉了一半，只剩下轮廓。玻璃门里头挂着一层塑料软帘，掀开有股酸味，不冲，像放久了的米汤。

屋子中间一张红松案子，两米四长，案面上结了一层浆糊干的白膜，起了细纹，像旱了很久的地。靠墙一排木架，架上插着十几支排笔，笔毛泡在塑料桶里，桶里的水浑着。地上摞着一堆卷好的轴，用牛皮纸包着，包上写名字和日期，圆珠笔的字洇开了一点。

里墙上挂着一排正在挣干的画，绫边有米黄的，有浅青的，一幅挨一幅，间距差不多。屋里没开灯，光从天窗下来，正好落在第一幅上，那一幅写的是四个字，字写得很大，墨色发亮。

老陈五十多岁，手上有一层浆糊干的白皮，指甲缝里也是白的。他把报纸解开，纸抽出来，两头用镇纸压住，弯下腰看，看了三四秒。

生宣，他说，墨有点浮。

能裱吗，二舅问。

能。他说，浮的得先托一层，不托的话，一上浆就散。

多少钱。

一百二，白边。要绫边加六十。

二舅说，白边。

老陈拿软尺量，量完报数，六十八乘四十五。他在单子上写：守拙，四尺三开，白边，托一层。写完抬头说，七天。冬天干得慢，保险一点，十天。

二舅问，十天是几号。

老陈翻了翻墙上的日历。日历是薄薄一本，一天撕一张，已经撕到十一月。他说，十九号。

二舅说，十九号。

他从棉袄内兜掏出一个蓝布钱包，拉链坏了，用一根红绳绕了两圈。里头一张一百的，一张二十的，他数了两遍，数第二遍的时候手指头在钞票边上捻了一下，像在数纸。

老陈接过去，没数，直接放进抽屉。抽屉里全是零钱，压着一个铁夹子。他撕了一张复写纸收据，圆珠笔在纸上顿了两下才出水，写完撕下来递过去，说，别弄丢，凭这个取。

二舅把收据对折两次，塞进棉袄内兜，又隔着布按了一下。

出门的时候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看墙上那排画。那幅厚德载物写得满，四个字顶到了边上，一撇伸出去几乎挨着绫。二舅看了一会儿，说，这个太满了。

我没接话。

走到路口，风从南边过来，带着一点煤烟味。他把领子往上拉了拉，说，十九号我自己来取。

我说我陪你来。

他说，行。

说完他把手插进袖子里，两只袖子对着插。这是他从厂里带出来的习惯，冬天在仓库门口等人，就这么站着，一插能插半个钟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