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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棉花弹三遍

2026-11-18 16:04:10
十一月初八,三床板结成块的旧被拉到街口弹花铺,弹三遍、网一遍、压一炷香,抱回家时比原来高出一截。...

十一月初八,天还没亮透,街口的弹花铺先响了。那声音不像敲,也不像锯,是木槌碰了一下弓弦,嗡——嗡——,隔着两条巷子都能听见。母亲把板车停在铺子门口,车上三床旧被,麻绳捆成两摞,被面朝里,怕蹭上灰。

铺子没有门,门板卸下来架在两条长凳上,就算案子。案上摊着一堆棉花,白的、微黄的、板结成块的,混在一处。屋顶的梁上挂着一层白,像落了霜,其实是这些年飞上去的棉絮。墙角立着一只木架,弓绷在上头,弦是牛筋的,发暗,中间一段被磨得起了毛。

弹花的是老周,五十来岁,戴一只纱布口罩,口罩上也是白的。他不抬头,先伸手在被摞上按了按,按下去,手抬起来,被面上留下一个坑,半天不回。

“几年没弹了?”他问。

“大丫出嫁那年弹的。”母亲说,“十一年。”

老周解开麻绳,把被子抖开。被里已经洗得看不出原来什么颜色,边上补过两块,针脚很密。他捏住一角,用力一撕,布和棉絮分开的时候有一声闷响,像揭一层旧纸。棉絮出来了,发黄,结成一片一片,边上薄,中间厚,厚的部分硬得能立住。

“这棉絮死了。”他说,“弹不活的。”

母亲伸手在那块硬棉上掰了一下,掰不动,指甲在里头划出一道白印。“掺新棉呢?”

“掺。”老周说,“三斤新的兑七斤旧的,能弹松,就是不结实,盖两年又板。”

“先弹一床看看。”

案子腿下压着一张红纸,四角用图钉钉住,是价目:弹旧棉一斤八毛,绗一床十五,换新被里另算。红纸边上还有一行小字,写着“当天取,不寄放”。老周说,棉絮放不得,一放就潮,潮了就弹不动。

他把旧棉絮搬上案子,一块一块撕开,撕到中间,掉出东西来:一根黑发卡,两枚硬币,还有一小截红线头。母亲把发卡捡起来看了看,别在自己衣襟上,没说话。硬币是两枚一角的,磨得发亮,她揣进兜里。红线头她捏了一会儿,扔进了案子底下的棉絮堆。

“大丫出嫁那年,被角上缝了红枣和花生。”母亲说,“拆的时候忘了掏干净。”

老周笑了一下,口罩鼓起来一块。“掏出来没有?”

“掏出来两颗,剩下的不知道钻哪去了。”母亲说,“这些年压着,压成灰了。”

话说到这里就断了。老周低头撕棉,母亲蹲下去收被里,把四边的线头一根一根抽出来,抽一根,绕在手指上,绕成一小团,塞进兜里。她抽得很慢,线头有时候断在布里,得用指甲去挑。

老周把弓从架子上取下来,弓有一人多长,一头抵在腰上,一头用皮带挂在肩上。木槌是枣木的,槌头包着一层胶,敲在弦上,弦就抖。他先敲了一下试音,嗡——,铺子四壁都跟着响。然后一下一下敲起来,不快,一下一下,中间隔着匀匀的空。

弦吃进棉絮,棉絮就开了。先是边上一圈松,慢慢往里,结成块的地方被弦一寸一寸地啃,啃过的地方泛白,蓬起来,像刚落的雪。他往前走一步,案子上的棉花就往后退一寸。棉絮飞起来,落在他的肩头、眉毛上、口罩的褶子里,落在梁上,落在案脚那块黑地上。铺子里渐渐看不见人了,只有一个灰白的影子在动,一根弦在响。

我站在门口,看了半个钟头。耳朵先是胀,后来麻,再后来就只听见自己的心跳,那嗡嗡声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。

“响不响?”我问他。

他停下槌子,把口罩往下拉了拉,露出嘴。“你说什么?”

我又问了一遍。

“响。”他说,“三十年了,一直响。夜里静下来,耳朵里还有一根弦。”

他把口罩拉回去,接着敲。

晌午前,隔壁巷子的老太太过来问价。她抱着一床小被,蓝布面,只有三尺宽。老周停下槌子,隔着棉絮跟她说话,声音得放大,像在喊。

“一斤八毛,你这三斤不到,算两块。”

“去年不是一块五?”

“去年棉花便宜。”老周说,“今年新棉涨了。”

老太太把小被抱在怀里,站着看了一会儿,说回去再想想。走出两步,又回头问:“下午能取不?”

“能。你三点来。”

她就走了,蓝布被抱得很紧,像抱着个孩子。

中午,他女人送饭来,一个搪瓷缸,两个馒头,一碟腌萝卜。老周摘了口罩挂在钉子上,在案子边上坐下。他手是白的,指缝里也是白的,拿馒头的时候,馒头上立刻印出几个白指印。他吃得快,两口一个,吃完把缸子里的水喝完,站起来又戴上口罩。

棉絮弹到第二遍的时候,铺子里白得看不清门在哪。老周把弓挂回架上,拿一块木板把棉花归拢,堆成一个圆,中间高四周低。他从案下的木箱里取新棉,三斤,是一小卷一小卷的,白得刺眼,撕开的时候有细细的响声。新棉铺在旧棉上面,他用手背推,推平,再用两根竹竿把这一堆卷起来,翻个面,接着弹。

第三遍弹完,日头已经到铺子中间了。棉花松得挂不住手,一碰就陷进去。老周从墙上取下一卷线,白的,绷在木架上。他和我母亲一人站一头,把线拉过棉花,压下去,再拉回来,一道一道,横的拉完拉竖的,斜的再补两道。线压在棉上,压出一道浅浅的沟。母亲拉得慢,线有时候会歪,老周就停一下,用指头把线拨正。

“别使劲。”他说,“线是拦棉花的,不是捆棉花的。”

网好了,他搬来一块石磨盘,压在棉花上。磨盘很沉,两个人抬,放下去的时候棉花“噗”地矮了一截。压一炷香的工夫,揭起来,棉花就平了,实了,四边齐整,像一块刚出模的豆腐。

翻被面是母亲的活。她把洗好的被里铺在案上,四角扯平,把弹好的棉胎抬上去,抬的时候要两个人托着底,手一松就散。棉胎落定,她把四边多余的被里折上来,包住,用一根大针粗线,一针一针绗。针脚三指宽一个,扎下去要透三层,扎不透就得用顶针顶。她顶一下,针尖从底下冒出来,再拽,线在布上拉出一声细响。

天快黑的时候,三床被子都好了。老周用塑料布裹了,捆上绳,帮我们抬上板车。母亲付钱,一张一张数,数完又数了一遍。老周把钱卷起来塞进上衣口袋,摘下口罩,脸上有一道明显的白印,从鼻梁到下巴,口罩遮过的地方白,没遮住的地方黑。

“过半个月再盖。”他说,“让它自己落一落。”

回家的路上,板车压过石板,一颠一颠。新弹的被子比原来高出一截,绳子勒进去,棉胎在塑料布底下缓缓地鼓。母亲走在前头拉车,我跟在后头推,能闻到棉花的气味,太阳晒过的那种,干净,有点呛。

被子抬进屋,放在堂屋的条凳上。母亲没有立刻收进柜子,先解开绳,把塑料布掀了,让它们透一夜的气。她伸手在被面上抹了两下,把路上压出来的一道褶抹平,又抹了一下,那道褶还是浅浅地留着。

夜里我起来喝水,经过堂屋,摸了一下那床被子。手按下去,棉胎陷进去一个坑,把手拿开,坑慢慢地鼓,鼓了有半分钟,才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