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二路第三排

六点四十，二十二路从终点站发车。我是第二个上车的人。

投币箱上贴着一张纸，写着票价两元，纸角翘起来，被人用透明胶带又粘了一道。司机姓曹，五十四五岁，保温杯放在仪表台左边，杯盖拧开一半，冒着一点白汽。他每天穿同一件深蓝色夹克，袖口磨出灰白。报站器坏了半年多，他不修，自己喊，喊得很短：市医院、纺织厂、老邮局。到站前二十米就喊，声音从前面传过来，被空座位吃掉一半。

第一个上车的是她。

她总坐第三排靠窗，右边。那个位置在右后轮的正上方，全车最颠，谁都不爱坐，颠起来头顶会碰一下扶手。她坐那儿，把布袋搁在腿上，两只手扶着袋口，像扶着一样怕洒的东西。车开动，她就把脸转向窗，一路看到下车，中间不转头。

我一开始没在意。通勤的人对同车的人都有一种默契：天天见，从不说话，彼此只算一个位置。她在我这儿，长期就是一个位置——第三排靠窗，一个灰蓝色布袋。

袋子里的季节

后来是那个袋子让我记住了她。

三月初，袋口露出荠菜的叶子，根上还带着湿泥，把袋子内壁蹭出一圈土色。四月中，是一把香椿，气味很冲，隔着三个座位都闻得到，像谁把春天掰断了一截。六月换成毛豆，袋子鼓起来，底下渗出水，一滴一滴落在她的鞋面上，她不动，也不擦。八月是莲蓬，剥下来的绿壳握在手里，攒成一小把，到站才丢进门口的垃圾桶。十一月，袋子忽然变小了，里面是冻得硬邦邦的带鱼，报纸裹着，报纸外面又套了一层塑料袋，怕化水。

我看着这些袋子从春天走到冬天，像看一本不用翻页的日历。她不看手机，那个年纪的人多半不看。她就看窗外的铺子一家一家开卷帘门，看卖早点的把蒸笼搬出来，看环卫工把最后一堆树叶扫进簸箕。

曹师傅跟她熟。有一回她在老邮局下车，曹师傅从后视镜里看着，说，这位大姐坐了九年了。我说九年？他说九年，一年三百来天，天天六点四十这班，误差不超过两分钟。他自己也笑，说我这车要是哪天坏在半路，她比调度还急。

我问，她在哪儿上班。

曹师傅想了想，说不清。好像是在邮局后头那条巷子里，一个做窗帘的铺子。他又说，九年了，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。

两块

十一月中旬那天早上，我的公交卡刷不出来。

我把卡贴在感应区上，机器响了一声短促的嘀，红灯亮，屏幕上跳出三个字，余额不足。我又贴了一次，还是那三个字。我身上没有零钱，钱包里最小的是一张五十的。后面已经站了三个人，车没开，发动机在那儿抖。

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下车换一张。

曹师傅摆摆手，说坐下坐下，下回补。

我正转身，听见两声很轻的响。两枚硬币落进投币箱，一枚顺着铁皮滑下去，撞在另一枚上。是她。她已经站起来了，一只手还扶着椅背，另一只手刚离开投币口。她穿那件深灰色的棉袄，袖口有一圈洗淡的花。

我说这怎么行。

她说，先记着。

就三个字。说完她就回去坐下了，脸还是朝着窗，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。曹师傅发动车子，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

那天我在纺织厂下车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她还在第三排，袋子搁在腿上，袋口露着一截报纸。车往前开，把她的窗子往后带，玻璃上映着的树一棵一棵退出去，最后连车尾都拐没了。

我算过怎么还这两块钱。

第一个办法是第二天上车时替她投。可她上车比我早，我上来的时候她已经在座位上，两块钱早就投完了。第二个办法是直接给她，可那太像还债，一件小事被弄得很郑重，反而难看。第三个办法是买点什么，一袋橘子或者一盒点心，但那样更像欠了什么大的。

结果我什么也没做。我每天带着两枚一块的硬币上车，装在右边裤兜里，走路时它们碰出声音。到了第三排，我坐下；到了纺织厂，我下车。硬币在兜里待了一整天，晚上回家掏出来，放在玄关的鞋柜上。第二天早上再装两枚新的。鞋柜上的硬币越攒越多，一小堆，我妻子问过一次，我说坐车用的。她哦了一声，就没再问。

有一回我鼓起勇气，在她旁边坐下。那天车上人多，第三排外侧空着。我坐下，说，那天谢谢你。她转过头看我，看了大概两秒，说，哪天。我说，卡刷不出来那天。她说哦，那不算事。

然后我们都看前面。车过了一个红灯，又过一个路口。她忽然说，我儿子以前也老忘充卡。说完就不说了，把袋子往腿上挪了挪。我没接话。我知道这种时候接什么都多余。

十二月

腊月初，她没来。

我以为她起晚了，或者病了。第二天还是没来。第三天，第三排靠窗坐着一个小伙子，耳机塞着，两条腿伸到过道里。曹师傅喊站的时候声音比平时大，喊完从后视镜里扫了一眼那个位置，没说话。

连着七八天，那个位置换过四个人。

第九天早上，她来了。但不是一个人——她身后跟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帮她提着一个大的编织袋，袋子上印着某某超市。她上车的时候动作慢，一只手扶着门边的立柱，抬了两次腿才上去。她还是坐第三排，那个年轻女人坐在她旁边。

车到老邮局，她们没下。车到纺织厂，也没下。我一直看着，看到她们在市医院那站下车。下车前，那个年轻女人弯腰，从座位底下把编织袋拖出来，她扶着椅背站着等，等袋子出来了，才跟着往前走。

经过我这时候，她朝我点了一下头。就一下，很轻。我也点了一下。然后她们下去了，车门合上，车开动。我从后窗看，那个年轻女人一手提袋子，一手扶着她，两个人往医院大门那边走。她的背比我记得的弯一些。

那之后，她再没上过这班车。

曹师傅有一天说，那位大姐搬走了，跟儿子去了南边。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听来的，也许是调度说的，也许是他自己问的。我嗯了一声。

十二月底的一个早晨，车到市医院，上来一个穿校服的姑娘，书包很沉。她刷卡，机器嘀了一声，红灯亮。她把卡又贴了两次，脸一下红了，开始翻书包侧兜。

我站起来，走到前面，往投币箱里投了两块。

硬币落下去，一枚撞在另一枚上，声音很短。曹师傅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说，多投了。我说没多。

我回到座位坐下。右边裤兜里还剩一枚一块的，我捏着它，从市医院捏到纺织厂，掌心被硌出一个圆印。下车的时候，我把它掏出来看了一眼，又放回兜里。

车开走了。站台上风很硬，吹得广告牌的边角啪啪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