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票

送水的老赵上六楼，从来不在楼梯口歇。

我们这栋楼没有电梯。一九九三年的房子，水磨石楼梯，靠墙的一侧被几十年的脚底板踩出一道浅坑，宽约一掌，深不到半指。老赵说，走惯了，电梯反而等不起——虽然我们楼也没有电梯。

第一次见他，我十二岁。那年夏天热得不像话，家里的饮水机空了两天，母亲在楼下喊了一嗓子，不到半个钟头，他就扛着桶上来了。蓝布工装的后背整个湿透，颜色比前襟深两个号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拧了一把。

桶是十八点九升。这个数字我记了很多年，因为母亲每回打电话都要强调一遍：要大的，别拿小的。她说完还要用手指在电话线上绕两圈，好像那样话就能拴住。

他上到三楼，会把桶从右肩换到左肩。不是歇，就是换。膝盖微微弯一下，桶底在膝盖骨上磕一声闷响，像敲了一下木头。

五楼再换一次。到六楼就不换了，一口气上来，进门，把桶往饮水机上一墩。桶里的水晃两下，咕嘟一声，很像是谁在里屋叹了口气。

母亲总要给他倒一杯凉白开。他一般是不喝的，说扛着桶喝水，一会儿还得下去，喝了更沉。

只有一年夏天他把杯子接过去了，喝了两口，说，嫂子你这水晾得好，不冰。母亲就记住了。往后一入夏，她上午晾一壶，下午晾一壶，摆在窗台上，用纱布盖着防苍蝇。老赵来的时间不固定，有时候那壶水放到傍晚，温吞吞的，母亲自己喝了，第二天再晾。

水票是淡蓝色的小纸片，比邮票大一圈，上面印着“清清饮用水”，右边盖一个红章子，一角五分钱一张。

母亲买票一次买五十张，用橡皮筋捆着，放进电视柜最下面那层抽屉，压着一本旧电话簿。电话簿是硬壳的，边角磨白了，里头记的号码有一半已经打不通。

每次送水，她撕一张，递给老赵。老赵接过去，不数，往工装上衣口袋里一塞。那口袋常年鼓鼓囊囊，走路的时候纸片互相摩擦，有细细的响声。

我问过母亲，为什么不一次给完。

她说，一次给完，人家还得记着哪家欠几张，麻烦。她又说，一张一张给，他心里有数，我心里也有数。

后来我才明白这句话。一张票不是钱，是一个来回，是一桶水，是有人记着你家饮水机还剩多少。

有一年冬天，对门王阿姨家办喜事，来借票。她站在门口，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，说借十张，过两天就还。母亲从抽屉里数了十二张，说你多留两张，来客多，水喝得凶。王阿姨推了两下，收下了。过了半个月，她还回来十四张。母亲也没数，直接塞进抽屉。这两家的账，二十年没算清过，谁也没打算算清。

二〇一六年夏天，水站换了老板，装了一台扫码的机器。水票不作数了，要么扫码，要么充卡。

母亲那天拿着票下楼，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是那几张。她说人家不要了，说这是老票，系统里没有。

她把票收进抽屉，没扔。我劝过两回，她说留着也不占地方。

老赵还在送水，只是换了车。原来是二八大杠，后座绑桶，用麻绳捆三圈；现在是电动三轮，车斗里立着六个桶，桶身上贴着二维码，蓝底白字。

他上楼的习惯一点没变。三楼换肩，五楼换肩，六楼不换。

只是不再撕票了。到了门口，他掏出手机，我扫他，或者他扫我。嘀一声，屏幕上跳出一行小字，他眯着眼看一眼，把手机塞回那个口袋。

口袋还是原来那个口袋，只是不鼓了。

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，我在楼梯上碰见他。他正把桶放在四楼半的转角，自己坐在台阶上，两条腿伸直，脚后跟着地。

我说，赵师傅歇着呢。

他说，嗯，歇会儿，不着急，就剩这一桶了。

他旁边放着一个塑料袋，里头两个馒头，一瓶水。馒头是白面的，皮上有几道裂纹，像放久了的那种。

我问他吃了没。他说吃了，刚在楼下吃的。又补一句，现在一天送不了几桶了，家家都装净水器。

“装净水器”这四个字他说得很平，像在说今天有雨。

这话不假。三楼装了，五楼装了，二楼新搬来的小夫妻，装修第一件事就是装。去年一整年，我们单元只剩四家还叫水：我家，对门王阿姨家，五楼的老教师，还有六楼东边那户。老赵的本子上记着这四家，字写得很大，一行一家，后头挂着日子，周一、周四，像一份很小的课程表。

我下楼买烟，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坐着。桶已经挪到膝盖上了，两只手扶着桶沿，像抱一个不太熟的孩子。

他看见我，站起来，把桶往肩上一送。那个动作干净得看不出用力，桶像是自己上去的。

那天晚上我问母亲，赵师傅多大了。

母亲想了想，说，比你爸小两岁。你爸今年六十三。

六十一。扛着十八点九公斤，上六楼，一天十几趟，二十多年。

他有个儿子，在东莞，做模具。这话他只说过一次。是有回我在楼下锁车，他站着等我上楼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说儿子发来个视频，厂里新机器，一分钟出两百个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看完了把手机收起来，说，他不回来也好，这边没什么可干的。

我拿笔在纸上算过：一天十趟，一趟六层，一层十八级台阶，一年三百天。算到最后那个数字大得不像真的，我就把纸揉了。算出来也没什么用。他在楼梯上的时候不会想这个。

上个月我回家，看见电视柜最下面那层抽屉开着。那沓淡蓝色的票还在，橡皮筋早就断了，纸边发黄卷起，像被火燎过。

我拿起来数，七张。红章子还清楚，只是“清清饮用水”的“饮”字被磨掉了一半，剩下一个“食”和一个缺了口的“欠”。

母亲进来说，别动，那是留着的。

我说，留着干什么。

她说，留着看看。停了一下，又说，你小时候发烧，半夜嚷着要喝水，家里半滴都没有了，我下楼找人，老赵骑车给你送过一回。那时候还是自行车，后座绑着桶，用麻绳捆的，路上颠，洒了小半桶。

这件事我一点都不记得。

她又说，那天他上楼，鞋都没脱，先把桶放到你床边，拿搪瓷缸子舀了半缸，蹲下来一勺一勺喂你。你喝了半缸，翻个身就睡了。他坐在小板凳上，等你睡沉了才走。

我把票还给她。她把票重新码齐，一张一张压平，塞回抽屉，用那本旧电话簿压上。抽屉推进去的时候有一声闷响，跟桶落在饮水机上那一声，是一个声音。

昨天下午我在楼下碰见他。他正往车上绑桶，绳子绕两圈，一手压着一手紧。

我说，赵师傅，我妈让我问您，还送不送。

他直起腰，笑了一下，说送，怎么不送。只要还有人要，我就送。

然后他拍了拍车斗里的桶。桶里的水晃了晃，太阳底下亮了一下，像有人在水里头点了盏灯。

我说，那下回还叫您。

他说，行，还是十八点九的。

今天早上我上楼，走到四楼半那个转角，停了一下。台阶边缘有一小块地方比别处干净，被坐久了，水磨石的纹路都磨没了，摸上去是温的——虽然太阳根本照不到这里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接着往上走。三楼换肩，五楼换肩，六楼没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