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邮局

小城的邮局是幢灰砖砌的老房子，门前的石阶已经被无数双脚磨得中间凹陷。推开那扇包着铜边的木门，迎面撞上的总是那股特殊的气味——糨糊的甜味、油墨的涩味，还有木头柜子经年累月散发出的沉香。

柜台后面坐着老周，戴一副圆框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永远半眯着，像是在辨认某个遥远的邮编号码。他的蓝布制服洗得发白，胸前的口袋永远别着三支钢笔：一支黑色，一支蓝色，一支红色。我们私下打赌那支红笔从来没用过，但谁也不敢问他。

寄挂号信要敲的那个铜铃，已经被磨出了黄澄澄的包浆。老周的手指关节粗大，按在铃上像一截老树根，可敲出的声音却意外清脆。"叮"的一声响，整个邮局都会安静片刻，仿佛在等待某个重要的消息。

靠墙的木格子里插着各种汇款单、包裹单，纸张泛黄卷边，却排列得一丝不苟。老周能闭着眼睛找到任何一张单子，他的手指在格子上游走时，像是在弹奏一架无声的钢琴。

最吸引我们的是那个盖邮戳的黑色印台。老周每次盖戳都像在完成某种仪式——把信摆正，蘸墨，悬腕，落下。"啪"的一声，鲜红的邮戳就端端正正地印在了信封上。我们常常赖在柜台前不走，就为了多听几次这令人满足的声响。

寄往远方的信件要放在一个绿色的帆布袋里，袋口用麻绳系紧，绳结打得特别结实。每天下午四点，县里的邮车会来取件，老周把袋子递出去时总要叮嘱一句："北边的信要经转郑州。"尽管邮差听了二十年，他还是不厌其烦地重复。

八月的一个午后，我亲眼看见老周用那支红笔在信封上写了什么。那是一位老太太给海外儿子寄的平安信，老周在地址旁边画了朵小小的梅花。"这样分拣员会多看两眼，"他小声解释，"不容易丢。"

后来城里建了新邮局，玻璃幕墙亮得能照出人影。老周退休那天，带走了那个用了三十年的铜铃。经过老邮局时，我发现门前的石缝里钻出了几株蒲公英，在风中轻轻摇晃。而那个绿色的帆布袋，现在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，标签上写着"20世纪邮政用品"。

偶尔路过老邮局，我还会停下脚步。木门紧闭，但透过门缝似乎还能闻到那股熟悉的糨糊味。恍惚间又听见"叮"的一声铃响，然后是老周沙哑的嗓音："挂号信得贴三张邮票......"